图文直播全文实录

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二次全体会议

[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晓峰]:各位委员，现在开会。今天大会的执行主席是杜青林、罗富和、李海峰、周小川、马飚、刘晓峰。出席今天大会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同志，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让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15:00]
[刘晓峰]:政协第十二届五次会议大会发言共分三场。今天下午进行第一场大会发言，共有14名委员发言。首先请李守镇委员发言，刘继贤委员准备。[15:02]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成员、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李守镇]:我的发言题目是：建设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打造更多“大国工匠”。[15:02]
[李守镇]:我这里有两组数据，一是刚刚过去的2017年春节，615万中国出境游客境外消费达1000亿元，人均花费是其他国家游客的3.5倍，从奢侈品到电饭煲、马桶盖，无所不买。要知道，跻身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有约220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是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大国。千亿元购买力“肥水外流”的背后，正是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尴尬所在。在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品质消费迎来爆发性增长的今天，我们靠什么收复人心、留住消费？二是由于产业工人整体素质和技能水平不高，我国劳动生产率水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相当于美国的7.4%。以2015年为例，我国单位劳动产出7318美元，世界平均水平是18487美元，而美国是98990美元。简单地说，一个美国人创造的财富，相当于我们13个人创造的财富，这也是我国工业制造“大而不强”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中国制造2025》号角吹响的今天，我们靠什么赢得主动、成就梦想？[15:03]
[李守镇]:纵观世界工业发展史，凡工业强国都是技师技工的大国。在日本，整个产业工人队伍的高级技工占比40%，德国则达到50%。而我国，这一比例仅为5%左右，全国高级技工缺口近1000万人。可见，要实现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华丽转身，建设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打造更多“大国工匠”已是当务之急！[15:03]
[李守镇]:据此，我代表全国总工会提几点建议：第一，切实把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举措落实到位。2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从党和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为加快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明确了“路线图”“时间表”。各级党委政府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应站在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高度，把建设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作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基础保障，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应整合资源，形成合力，以解决突出问题为着力点和主抓手，不折不扣地将《改革方案》落到实处，尽快造就一支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献的宏大的产业工人队伍。[15:04]
[李守镇]:第二，构建高素质产业工人培养体系。目前，我国职业院校中技工院校超过2500所，职业培训每年500万人次，但职业教育投入不足、质量不高、吸引力不强等问题依然突出。应强化政府主体责任，加强职业技能教育的财政投入。深入推进职业技能教育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让职业院校真正成为培养高技能人才的摇篮。制定实施企业职业教育的激励政策，引导企业根据行业发展规划和企业技术创新需要，制定和落实本企业技术工人培养规划。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应发挥好示范带动作用，依法保障产业工人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权利，构建劳动者终身职业培训体系。[15:04]
[李守镇]:第三，营造“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的良好氛围。全国总工会和中央电视台联合推出《大国工匠》纪录片等系列节目，社会反响热烈，“工匠精神”成为高频热词，但是，社会上重学历轻技能的观念并未得到根本扭转。应进一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成为时代主旋律。要切实畅通产业工人发展通道，叫响做实“大国工匠”品牌，让全社会都感受到当技术工人的荣光，进而引导社会认知、社会行为、社会风气，改变“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想，培育尊重劳动尊崇技术的文化土壤。总之，当“金蓝领”成为每一个技术工人的自觉追求，当家长对孩子选择做一名工人感到自然而然，我们实现制造强国的目标就有了坚实的根基和有力的支撑！[15:04]
[刘晓峰]:请刘继贤委员发言，陈锡文委员准备。[15:05]
[全国政协委员、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刘继贤]:我的发言题目是：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思考与建议。[15:06]
[刘继贤]: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就军民融合问题作出系列重要指示，强调要将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去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印发了《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今年1月22日，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习主席亲自担任主任。这些重要决策，标志着军民融合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为促进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实施，从两个方面谈点思考与建议。[15:08]
[刘继贤]:一、从战略高度深化认识。当前，我国正处于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经济建设面临新的复杂局面，要求深化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内生需求和增长动力。与此同时，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威胁相互影响，要求加快国防和军队建设步伐，为维护国家“领土边疆”和“利益边疆”提供有效支撑。还应看到，世界范围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孕育，颠覆性创新不断涌现，各国为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赢得地位、赢得未来，纷纷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上重新谋篇布局，寻求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最佳结合点。各国对未来军事和科技发展主导权的争夺，比的是理念、体制和政策，拼的是谁更能集国家之志和民族之力支撑和孵化颠覆性创新。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军事革命的发展，已使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结合面越来越广、融合度越来越深。实践证明，促进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良性互动、协调发展，实现“军中有民、民中有军”，既是各国推动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时代潮流，也是抢占世界军事竞争制高点的战略举措。习主席准确把握世界军事和经济发展脉搏，适时提出军民融合发展国家战略，强调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既为我们在新一轮军事革命和科技发展浪潮中把握机遇、应对挑战，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提供了战略指导，也为我们牢牢掌握世界军事竞争的战略主动权，占据未来战争制高点提供了战略抓手。[15:09]
[刘继贤]:二、从实际出发深度发展。从实际情况来看，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需要注重以下三点。第一，加强融合的领导。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领导，必须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到军民融合的各领域、全过程。为此，要以成立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为契机，加强统一领导和统筹协调，组织制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方针政策和规划计划，督促检查政府、军队和社会共同遵照施行。要发挥各级党组织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作用，切实加强对军地各层级、各部门、各行业领域军民融合工作的领导。[15:09]
[刘继贤]:第二，拓展融合的领域。要以国家经济社会为基础和依托，凝聚军地双方的智慧和力量，提高军队基于信息网络体系的联合作战能力，为维护和平、备战止战、遏制危机提供强有力支撑。要把握国家利益拓展新机遇，积极推动海洋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战略，加快组织实施一批战略性、基础性的军民融合重大工程，全面提高海洋、太空、网络、生物、新能源等领域核心竞争力，增强国家经济发展和军事斗争的主动权。第三，改进融合的方式。要以健全体制机制为重点，以重大项目工程为支撑，绘制好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蓝图，积极稳妥有序地做好融合工作。要依托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国家级新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各类平台和载体，打造一批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探索可推广、可复制、可持续的新路径新模式，努力实现全国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一张图”规划、“一盘棋”布局、“一体化”实施。我们相信，只要把军民融合发展这篇大文章做实做深做好，我们的中国梦强军梦就一定能够早日实现！[15:11]
[刘晓峰]:请陈锡文委员发言，迟福林委员准备。[15:11]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原农业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陈锡文]: 我的发言题目是：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升农业综合效益和农产品竞争力。[15:12]
[陈锡文]:当前，我国农业发展正面临着一系列新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形势下，农业主要矛盾已经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为阶段性的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我国农业生产能力在不断提升，但有些品种需求持续增长，自身的产量却在下降，如大豆，不得不严重依赖进口；有些品种却供过于求，如玉米，库存已超过一年的产量。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原因是两个。一是国产大豆产量低、效益差，农民不愿种，因此只能把市场让给进口大豆。二是有些品种生产成本高，如玉米，价格无法与国际市场竞争，市场就被进口玉米及其替代品夺走了。效益低和竞争力弱，是我国不少农产品都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通过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着力解决这两个问题。为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5:14]
[陈锡文]:一、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改革玉米等粮食价格形成机制和对农民的补贴政策。粮食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价都是政府定价，价格中含有对农民的补贴。当政府定价明显高于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市场均衡价格后，经营者和消费者就一定会将购买力转向国际市场。我们有些地方的玉米之所以产得出来却卖不出去、自己库存充裕却还大量进口，原因就在此。因此，必须实行“市场定价、价补分离”的改革。要把从价格中分离出来的补贴，以既符合国情又合乎世贸组织规则的其他方式支付给农民，这样才能既搞活粮食流通又保护种粮农民的积极性，守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农业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底线”的要求。[15:16]
[陈锡文]:二、加快农业科技创新。要以培育良种、节本降耗、绿色安全为着力点，加快农业科技进步。以大豆为例，我国大豆亩产常年在250斤上下徘徊，比目前世界平均水平低三分之一。如不尽快改变这种现象，国产大豆的市场份额就还会下降。[15:16]
[陈锡文]:三、加快农业经营体系创新。我国人多地少，农业经营规模细小，导致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因此，发展规模经营是我国农业的必由之路。到去年底，农村流转土地面积已超过35%，流转出土地的农户已占30.8%，促进了土地规模经营的发展。但目前，经营50亩以上的新型主体只有350万个，经营总面积为3.5亿亩，平均每个新主体经营100亩，但这与新大陆国家那些动辄两三万亩耕地的家庭农场仍难以竞争。必须看到，改变我国农业分散经营的局面只能是渐进的过程，因此，除了转移农业人口、逐步扩大耕地经营规模外，还必须大力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让更多小规模经营的农户通过购买服务，也能分享现代农业技术装备的高效率，以扩大服务规模的方式去弥补耕地经营规模的不足。[15:16]
[陈锡文]:四、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近年来，外出就业农民工数量增速明显下降，2015年、2016年分别只增长0.4%和0.3%，可见，我国人口城镇化的进程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在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同时，还必须在乡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才能减轻耕地的就业压力和促进农民增收。近年来，农村电商、网购和乡村旅游业等快速发展，为农村创造了大量新的非农就业机会。2016年本地农民工增加了374万人，增速为3.4%，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说明农村仍有新的就业空间可以开拓。新形势下，城镇居民正在形成许多新需求，其中就包括他们对农村环境、文化等方面的向往。把握住这种新趋势，在政策上引导和鼓励农村各种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以农业农村特有的多种功能，去满足人们多样化的消费新需求，就既能不断开拓农村新的就业空间，又能使更多农业劳动力就地转向二、三产业，为发展现代农业创造条件。[15:16]
[刘晓峰]:请迟福林委员发言，郑惠强委员准备。[15:17]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我的发言题目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在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15:19]
[迟福林]: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改革方向与重点。当前，由于政府与市场关系尚未理顺，经济转型与增长面临着体制成本过高、市场开放不足等突出问题。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在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为此，提出以下五点建议。[15:19]
[迟福林]:1.处理好“三去一降一补”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本质是实现市场的供求平衡，推进新旧发展动能转换。为此，要更多地运用市场手段、法治手段，推动企业优胜劣汰、优化重组，防止已经化解的过剩产能死灰复燃。政府的主要职责是降成本、补短板：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力度，尤其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要有实招。尽快实施企业自主登记制度，适时取消企业一般投资项目备案制等。要尽快补上人口城镇化这个短板，通过释放新型城镇化的巨大内需潜力，为扩大就业与房地产去库存找到根本性出路。[15:20]
[迟福林]:2.处理好深化国企改革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以“管资本”为主是国有资本做活、做优、做强的重要条件，但目前尚未破题，使混合所有制改革难以有大的突破。建议：加快推进政府由“管企业”为主向“管资本”为主的转型，抓紧出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的改革方案，尽快形成国有资本管理新体制；尽快向社会资本推出一批垄断行业重大项目，使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在今年能有实质性进展。[15:20]
[迟福林]:3.处理好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以落实农民土地财产权为重点推动城乡关系的深刻变革，盘活农村土地资源，释放城乡一体化的巨大红利，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建议在严格用途和规划管制的前提下，发挥市场在农村土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尽快实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修改相关法律，赋予农民土地使用权以物权性质，包括占有、使用、收益、转让、抵押、继承等在内的完整产权；打通城乡资本、土地和住宅市场双向流通。[15:21]
[迟福林]:4．处理好服务业发展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破解服务业领域有需求、缺供给的突出矛盾，关键是打破行政垄断与市场垄断。要把服务业市场开放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任务之一，尽快出台改革行动方案。建议：在1—2年内实现服务业竞争性领域对社会资本全面放开，非竞争性领域引入竞争机制，争取到2020年使服务业市场化程度接近工业；要推动服务业市场双向开放，到2020年服务贸易占外贸的比重要达到20%以上；以服务贸易为重点推进国内自贸区转型，大幅缩减负面清单；全面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促进和服务于“一国两制”进程；加快推进某些产业项下的自由贸易进程，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先行先试。[15:23]
[迟福林]:5.处理好监管变革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当前，简政放权到了放管结合的新阶段，需要把监管变革作为政府改革的重点，加快推进审批与监管严格分开，提高监管的独立性、专业性和权威性。着眼于防范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尽快组建综合性国家金融监管机构，强化监管的统筹协调；尽快组建统一的国家反垄断机构，统一反垄断执法权，建立行政垄断的审查机制；从中央到地方建立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监管体制，实现职能、机构、队伍“三统一”。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为重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决定经济增长潜力的释放，决定经济转型升级的进程，决定结构性改革的成效。为此，需要紧紧抓住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个“牛鼻子”，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突破。[15:24]
[刘晓峰]:请郑惠强委员发言，朱维群委员准备。[15:25]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上海市主委，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惠强]:我的发言题目是：振兴实体经济打造制造强国。[15:25]
[郑惠强]:制造业的盛衰关乎国强民安，制造强国的建设刻不容缓。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综合研判国内外经济形势和经济新常态作出的重大决策。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领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战场、各类资源要素的集中地。目前我国已成为具备制造全体系的制造大国，但要成为制造强国还任重道远，急需解决结构性失衡、供需关系失衡、供给效率失衡等问题。[15:25]
[郑惠强]:结构性失衡：基础性产品供给不足、中低端产品出现过剩、高端技术产品相当匮乏等问题突出。如我国高铁装备所需的轴承、制动系统、高强度螺栓等核心零部件、元器件，自主生产比例仅约20%；粗钢、水泥、电解铝等产能利用率为70%左右；中高端新兴产品生产滞后于国民大众消费需求，无法激活消费“热点”。[15:27]
[郑惠强]:供需关系失衡：资源不均衡、资本匹配难、创新受局限等问题亟待解决。我国中小企业“投资难、融资难”并存，举步维艰；部分国企主体活力不足，生产滞后需求，利润增幅下降，困难重重；“僵尸企业”僵而不死，令人纠结，成为新旧动能转换、浴火重生的拦路之虎。[15:27]
[郑惠强]:供给效率失衡：发展方式粗放、投入产出效率不高、产品附加值较低。我国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高于发达国家，能源利用率仅为33%左右，比发达国家低约10个百分点。劳动生产率普遍较低，研发和营销产品附加值不高。[15:27]
[郑惠强]:为此，民盟建议：一、重点突破，优化布局。围绕《中国制造2025》“五大工程”实施指南，聚力重大工程实施和重点领域创新，补齐制造业短板。充分发挥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的统筹协调作用，加强部门和政策间的协调配合，完善供需传导机制，通过试点示范和效果评估，探索不同类型区域和城市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模式和路径。[15:27]
[郑惠强]:二、深化改革，集聚要素。发挥政府采购对自主创新的扶持作用，实行结构性减税，把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等优惠政策落实到位。深化国企改革，形成出资人、决策人和管理人各负其责、有效制衡的治理结构。推进资源要素价格改革，促进生产要素重组，引导人才、资本、土地等要素流动，提高生产活力。探索设立制造强国建设投资基金，引导社会资本向战略制高点领域集聚。充分发挥国家先进制造业投资、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和中小企业发展等基金的作用，确保工业投资稳定增长。研究建立产融对接新模式，引导和推动金融机构信贷资金按“用好增量、盘活存量、扩大流量、改善质量”的要求，大力支持制造业创新发展。[15:28]
[郑惠强]:三、加速技改，提质升级。加大财政的引导性支持力度，将技术改造与智能制造、绿色改造等相结合，促进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升级。完善技术改造配套政策支持体系，使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落地生根，同时研究推广“零土地”技改项目承诺备案制审批等新政策。完善技术改造投资统计制度，将科技成果、品牌专利、营销渠道等无形资产投资纳入工业投资统计范围。[15:29]
[郑惠强]:四、强化保障，持续发力。推进制造领域法制化建设，完善科技创新、节能减排、兼并重组、质量安全、军民融合发展等重点领域的法律法规，形成有利于制造业增长和国际竞争的保障机制。加快制定《制造业促进法》《技术改造促进条例》和《境外投资法》，确保民用飞机、软件、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新材料等战略性、基础性产业发展和制造业企业“走出去”有法可依，促进我国制造业走出困境，转型升级，坚定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15:31]
[刘晓峰]:请朱维群委员发言，张泓铭委员准备。[15:31]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常务副部长朱维群]:我的发言题目是：关于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顶层设计的建议。[15:32]
[朱维群]:自然保护区是国家生态功能区的核心部分，加强自然保护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目前全国已建立2740处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47万平方公里，80%以上分布在民族地区，基本形成类型比较齐全、布局基本合理、功能相对完善的自然保护区体系，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15:32]
[朱维群]:一、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有待理顺。我国现有的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包括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单位、国家地质公园等9个类型，管理的主体责任在地方政府，业务归口分属环境保护部、国土资源部、国家林业局、国家海洋局等多个部门，造成部门之间、部门与地方之间职权交叉。2015年以来，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在北京、吉林、青海等9省市开展为期3年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同样存在着试点区与自然保护区重叠、国家层面的管理体制不明确、生态红线划定工作滞后等问题。[15:33]
[朱维群]:二、保护与开发矛盾突出。我国大部分自然保护区建立时属于抢救性划建，缺乏严格系统的科学考察，长期存在保护区区划不合理、本底数据不清楚、缺乏动态监测等问题。有的地方当初将城镇、村庄、工矿企业、公路等直接划入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缓冲区或实验区；一些省、区、市不经报备或批准，自行调整或缩小保护区范围；一些地方保护区核心区与边境线重叠，与动员边境地区群众守边护边发生矛盾，不利于边境地区的稳定和国防的巩固。[15:34]
[朱维群]:三、法规建设相对滞后。《自然保护区条例》发布至今已22年，有些规定已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全国自然保护区中有一半涉及集体土地和山林，保护区管理机构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土地、山林资源实施用途管制和严格保护，与当地群众应享有的使用权和收益权难以协调，地方政府和基层干部群众参与保护积极性不高，《物权法》实施后这一矛盾更加凸显；国家目前实施的重点生态功能区补偿制度存在补偿范围不全面、补偿对象不到位、补偿标准偏低等问题，在西部民族地区这一矛盾更为突出；对相关违法违规案件处罚力度偏轻，不能有效制止自然保护区内的私挖滥采等案件频发。[15:35]
[朱维群]:为此建议：一、加强国家自然保护体系的顶层设计。加快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建设，在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的基础上，加强国家公园及各类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顶层设计与统筹，明确各级政府及主管部门的职责，形成有效的运作体系，真正体现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各类保护地的公益性属性。[15:36]
[朱维群]:二、实事求是调整自然保护区空间布局。结合“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对居住在自然保护区核心区与缓冲区内的居民实施生态移民；尽快研究提出自然保护区内已有探矿权、采矿权退出补偿机制；将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较低的重点城镇、交通干线、重要发展区域调整出自然保护区范围；边境线一般不划入保护区范围，鼓励各族群众扎根边疆，守边护土。[15:38]
[朱维群]:三、加快修订《自然保护区条例》。进一步明确国家综合管理部门、地方政府、保护区管理机构的职能职责，规范自然保护区设立的审查制度、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等；妥善处理保护区内土地权属问题，在依法、公平、自愿的基础上，通过置换、赎买、租赁、出让、入股、补偿等办法，建立自然资源资产产权流转制度，逐步实现核心区和缓冲区的集体土地、山林由保护区管理机构统一实行用途管理；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管理事权，逐步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运行经费纳入中央预算，提高各项资源税费使用中用于生态补偿的比重，加大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西部省级自然保护区的投入力度；引导和鼓励开发地区、受益地区与生态保护地区建立横向补偿关系。[15:38]
[刘晓峰]:请张泓铭委员发言，郝明金委员准备。[15:38]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泓铭]:我的发言题目是：楼市调控需要对冲异常波动的自动调节机制同综合施策形成合力。[15:39]
[张泓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对于房地产市场（楼市）要“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本人思考建议如下。[15:40]
[张泓铭]:1.10多年来，中国楼市在波动和调控中反复循环。2000年到2016年，发生6.5个轮次的波动和调控循环，过程都是房价和销售额急剧上升、社会强烈反应、调控收紧楼市、楼市平稳或偏冷、经济增长乏力、调控放松楼市，然后开始下一轮循环。2016年开始的这一轮还处于前半程中，已经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波动的特征。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70个大中城市中，去年12月新建住宅价格较2015年平均水平上涨10%以上的有23个城市，包括北、上、广、深和大部分东中部省会城市，最高涨幅49.5%，这是楼市过热的集中体现。[15:40]
[张泓铭]:2.中国楼市长期波动、调控反复循环的原因。首先，是长期以来国人对于楼市作用的片面认识，过分依赖它推动经济财政的增长。如果紧缩调控导致楼市平稳或疲软，以致于经济增长不够理想，就重新加热楼市，于是楼市陷入下轮循环，这就是楼市长期波动的基本原因。其次，长期以来货币供应量过大，而投资市场狭隘，导致货币大量流向楼市，不断推高房价和销售额，这是楼市长期不正常的关键原因。再次，在前面两个原因的推动下，“房价只升不降”成为民众牢固预期，导致阶段性恐慌式购买，这是楼市长期不正常的心理原因。[15:42]
[张泓铭]:3.稳定楼市稳定房价，是一项紧迫的重大任务。楼市的激烈波动，尤其是房价快速上升，对于经济社会乃至于全局的破坏作用，如何估计都不会过头。过分看重它在经济增长中的短期作用，放纵过热，其实是饮鸩止渴，加速危机的到来。这是国际上多少惨痛经历得来的教训，但还有些人尚未醒来，还企图依赖加热房地产这张老方子医治经济病。中央对此有着极为清晰的认识，指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不仅仅是对个人和机构说的，更是对地方政府说的。现在，是到了把稳定楼市、稳定房价作为紧迫的重大任务的时候了。[15:43]
[张泓铭]:4.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并非一蹴而就。中央提出需要建立稳定楼市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这是一套完整的体系。这样一套体系需要各部门的合力，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形势催人，在这套体系确立之前，有必要寻找一种同整套体系相容的机制，充当即刻可用、长期也可用的调节机制，同综合施策形成合力。[15:44]
[张泓铭]:5.创建一个对冲楼市异常波动的自动机制，刻不容缓。历史表明，每次楼市调控都有两项极为管用的手段——金融和税收，尤其是金融的首付率和房贷利率。但是，过去各种手段运用是人为安排，容易受到地方认识的局限或人为操控，也有时间滞后。为克服人工调控的弊病，需要一个自动机制，就是当楼市异常波动（上升或下降）到一定程度，机制自动触发对冲，无需人工安排。其要点有五：（1）监测指标。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70个城市住宅价格指数作为唯一指标。（2）控制界限。设置上下限，超过上限或下限，对冲机制就自动触发。（3）对冲工具。首推金融手段，即首付率、利率双率联动。如某个城市一个月（或几个月）内住宅价格上升或下降超过限度，则首付率和利率自动增加或减少若干个百分点。当然，自动机制并非单打独斗，需要综合施策，根据实际情况由各地加推税金的增或减、交易门槛的升或降、费用的增或减、土地供给的增或减等政策，同金融手段形成合力。（4）实施区域。以70个城市为对象。（5）监管责任。上一级政府及其主管部门。[15:45]
[张泓铭]:该机制具有及时调整的灵敏性，具有向上或向下对冲波动的双向稳定性，完全符合稳定经济社会大局的总要求。建议在进一步研究论证的基础上，选择不同类型的城市进行试点，确认效果后在70个城市快速推广。[15:46]
[刘晓峰]:请郝明金委员发言，傅成玉委员准备。[15:47]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务副主席、监察部原副部长郝明金]:我的发言题目是：培育发展新生中小城市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15:48]
[郝明金]:新生中小城市培育是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各地围绕中共中央战略部署，在新生中小城市培育方面统筹规划，鼓励探索和先行先试，取得明显成效。[15:48]
[郝明金]:相对于经济社会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我国城市整体数量偏少、中小城市增长严重不足仍是城镇化最大短板。从国际经验看，日本城市人口1.15亿，有787个城市，城市化率从38%提高到70%期间，城市从166个增长到652个；美国城市人口2.58亿，城市数量多达10158个，城市化率从20%提高到50%期间，城市由392个增长到2722个。我国城镇人口已达7.7亿，城市数量只有656个，且城镇化率从31.91%提高到56.1%期间，城市从668个降至656个。经过调研，我们认为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5:49]
[郝明金]:1.中小城市数量增长阻力较大。我国“县改市”停滞多年，开闸放行后仍然比较谨慎。“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允许符合条件的特大镇设市，实际工作中“镇设市”也还存在障碍：一是法律层面，“镇设市”在宪法规定的原有行政区划隶属关系中找不到定位；二是特大镇所在省、市、县各级政府在经济指标、脱贫任务、人事安排上利益诉求有差异，导致镇设市“两头热、中间冷”。[15:50]
[郝明金]:2.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不高。不少中小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不高；建设资金缺口较大，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模式较单一，政府投资比重大，多元化投资体制尚未建立；人力资源也十分缺乏。[15:50]
[郝明金]:3.政府职能亟待转变。一些县、特大镇的行政管理权限、方式已无法满足实际经济、人口体量的需求，“小马拉大车”，财权、事权不相匹配，教育、文化、医疗、治安等公共服务存在明显短板[15:50]
[郝明金]:为此，我们建议：1.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一是尽快出台设市新标准，并根据东中西部差异，合理细分标准；二是改变城市只是行政区划的观念，让有需求、有能力的镇发展为城市。在不能启动宪法修改程序的情况下，由人大授权，设“省辖县管”市，经济指标等继续统计在原县域内；或参照“副省级城市”做法，设“副县级城市”；或按实际情况设为县级市。其中，有人口、经济总量都超过很多县级市的特大镇可以单独设市，有两个或更多位置相邻、经济社会发展联系紧密的特大镇可以合并设市。长远来看，要顺应城市发展规律，逐步将设市模式由审批制转向备案制，完善按行政区划配置公共资源的管理体制，探索城市管理和区域管理分治。[15:52]
[郝明金]:2.建立机制，有效配置各类生产要素。进一步突出城乡规划特别是城市总体规划对配置各类生产要素的统筹作用。一是把城镇土地资源开发和国土保护结合起来，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约束性指标为“底盘”，以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生态保护为“底线”，编制实施国土空间综合规划，促进国土空间高效、可持续利用；二是切实降低新生中小城市建设融资门槛，完善包括政策性银行、本地城市商业银行、PPP项目等融资渠道在内的多元融资体系；三是加强培养、吸引专业人才，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劳动力整体素质。[15:53]
[郝明金]:3.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供优质公共服务。一是在新生中小城市，逐渐摒弃“上下对齐”的行政模式，下放管理权限，严格控制行政人员编制和经费，管理、服务更多依靠市场、社会；二是推进新生中小城市常住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并落实好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挂钩机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社会救济、养老、卫生、教育、文化、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务体系。不断提高城市管理、服务水平，为人民群众提供便捷、优质的环境，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进一步加强县域城镇化的分类指导，推进就近就地城镇化。[15:54]
[刘晓峰]:请傅成玉委员发言，朱保成委员准备。[15:54]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党组书记傅成玉]:我的发言题目是：重视国企改革中遇到的新问题。[15:54]
[傅成玉]:国企改革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重要内容之一，当前全国各地国企改革已进入重要阶段。从调研中发现国企改革中一些带有普遍性、全局性的问题，应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15:56]
[傅成玉]:一、不能把国资、国企监管改革与国有企业自身改革相混淆，不能用国资、国企监管改革代替国企改革。目前全国国企改革实践中存在一些既突出又比较普遍的现象。一是突出国资、国企监管改革，弱化国企自身经营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有的地方甚至用国资、国企监管改革替代国企改革。二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从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的改革要求被弱化。三是视混合所有制改革为禁区，过于谨小慎微。四是绝大多数国企对企业内部改革，特别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化改革，基本没有启动，存在着“政府在忙，企业在盼，少数人在干，多数人在看，少数企业在试，多数企业在等”的现象。[15:57]
[傅成玉]:二、改革主体不清，企业改革缺少内生动力。第一，从改革实践看，各级政府已经成为事实上的改革主体，企业则成为执行主体。然而没有企业充分参与的改革设计与方案，其执行结果是不容乐观的。第二，改革就是创新，而创新不可能是自上而下的指令，必然是自下而上的探索。上级主管部门不能包揽企业改革方方面面，也不能简单地用诸多文件来指导国企改革。第三，由于事实上的改革主体上移，导致了“上面想改很难改、企业想改不能改不敢改”的不协调局面。[15:58]
[傅成玉]:三、缺少保护企业领导者改革担当的环境，企业领导对改革顾虑较多。调研中听到比较普遍的反映是：“干得好的没认可，干得不好有考核；有了争议没保护，出了问题要追责；干得多的毛病多，不干事的最快活。”在这种外部环境下，国企内部形成了“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提意见的”这种不正常现象。[15:58]
[傅成玉]:其次是企业内部环境对改革者形成巨大压力。一是改革就会导致利益调整，就会产生矛盾，就会有人反对。二是一些重要改革往往不会当期见到效果，相反还会产生新的矛盾，加上社会上某些“非理性告状”现象，给企业领导者形成巨大心理压力，促使他们在改革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15:58]
[傅成玉]:为此建议：一、明确改革主体，突出改革重点。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原则来划分国企改革的主体，落实改革责任。第一，各级政府主管部门是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代表，负有对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监管的责任，是国资、国企监管改革的主体。第二，国有企业是国有资产运营的责任主体，也应该成为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改革的责任主体，承担国企改革的主体责任。建议各级政府主管部门要把涉及国企内部改革的权力下放给企业。政府主管部门把握方向，确定原则，规定边界，负责监督。允许企业按照国家现有法律法规及有关国企改革的相关政策、规则和制度，结合企业自身实际制定各自的改革方案，把改革责任落实到企业和企业领导者。[16:00]
[傅成玉]:二、创造激励改革、保护担当的大环境。第一，充分肯定国有企业30多年改革发展取得的辉煌业绩，充分肯定国企领导人对国有企业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第二，制定激励和保护国企领导大胆改革的相关政策，出台具体可行的容错制度。第三，建议审计、纪检监察、干部管理等部门制定各自领域激励改革、保护担当的相关办法和措施。[16:00]
[傅成玉]:三、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上重点突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把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意义非常重大。建议：一是扩大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企业范围；二是从现在的三级企业搞混合所有制试点，扩大到二级企业甚至企业集团层面。这既增添国企自身活力，又彰显中国深化改革的力度，还可吸引大量社会资本回到实体经济，降低我国金融业风险。[16:00]
[刘晓峰]:请朱保成委员发言，张近东委员准备。[16:00]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纪委驻农业部纪检组原组长、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会长朱保成]:我的发言题目是：关于进一步深入推进农村土地实行“三权分置”的建议。[16:02]
[朱保成]:2016年10月底，中办国办下发了《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这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改革又一重大制度创新，对今后一段时期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具有重要指导意义。[16:02]
[朱保成]:当前，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框架虽已初步建立，但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仍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理论上，农民集体和承包农户在承包土地上、承包农户和经营主体在土地流转中的权利边界及相互权利关系等还有待进一步明确，承包地怎么退出、什么人有资格继承、经营权如何定性等还需要很好研究。实践中，如何进一步健全相关配套制度，促进经营权抵押、担保等权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如何引导形成合理地租水平以促进土地资源合理配置、推动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等，还需要积极探索。[16:03]
[朱保成]:围绕贯彻落实好“三权分置”办法，提出如下建议：一是要加强理论研究。中央文件已初步明确了“三权”的权能内涵以及“三权分置”的实现路径。下一步，针对法学界、经济学界提出的问题，建议继续深入研究土地承包和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集体、承包农户、经营主体的权利和权能内容，进一步厘清“三权”的权利边界，厘清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做好《农村土地承包法》等相关法律的修订和完善工作。[16:04]
[朱保成]:二是要夯实工作基础。加快推进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扩大整省试点范围，强化工作督导，加强平台建设和成果转化应用。健全土地流转管理服务体系，加强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市场建设，健全市场运行规范，拓展市场服务功能；加强流转合同管理，推广使用标准流转合同文本；探索建立土地流转履约保证保险，研究完善工商资本租赁农地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16:05]
[朱保成]:三是要加强实践指导。在试点试验的基础上，有关部门要抓紧研究提出承包地退出办法，既要充分保障广大农民的财产权益，又要有利于土地集约节约利用，避免重蹈部分东亚国家因土地规模经营水平低而导致农业竞争力弱的覆辙；健全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配套制度，稳步推进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切实解决新型经营主体金融信贷需求难以满足的问题。[16:06]
[朱保成]:四是要加强经验总结。一些地方在实行“三权分置”过程中进行了生动而又丰富的探索，如湖北沙洋“按户连片耕种”、安徽怀远“一户一块田”、四川崇州农业共营制、山东农业生产托管等。下一步，建议要密切关注基层在“三权分置”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和做法。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科学的评价体系，引导地方因地制宜地选择规模经营方式，循序渐进推动农业规模经营进程。[16:07]
[朱保成]:五是要强化政策导向。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各类新型经营主体是建设现代农业的主力军。在“三权分置”的制度框架下，建议进一步健全新型经营主体发展扶持政策体系，从投入政策、补贴政策、金融保险政策方面加大对新型经营主体扶持力度，更好地引领经营主体发育壮大，提升发展质量。[16:07]
[刘晓峰]:请张近东委员发言，许家印委员准备。[16:07]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近东]:我的发言题目是：大力推动实体零售向智慧零售转型。[16:08]
[张近东]:零售是商品流通的重要基础，是引导生产、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是繁荣市场、保障就业的重要渠道。当前，传统实体零售由于成本上涨、市场需求放缓，特别是受电商分流等因素影响，销售下滑、效益下降，“关门退租”现象有所增加。面对激烈竞争，实体零售必须主动拥抱互联网，运用新技术，打造新业态，创造智慧零售新模式。智慧零售的本质就是运用互联网、物联网技术，充分感知消费习惯，预测消费趋势，引导生产制造，为消费者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16:08]
[张近东]:一要顺应移动互联新趋势，努力发展智慧零售。2016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4%，网上零售额增长26.2%，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以上，移动端购物占比达到68%。实体店看得见、摸得着，体验充分，易于鉴别防范假冒伪劣，但是不可能像网上零售那样，突破时空限制，为消费者提供更广泛选择。实体零售不能死守老路，必须创新求变，顺应移动化、社交化、本地化的发展趋势，与移动互联实现有机融合，走智慧零售之路。要基于移动端拓展新渠道，实现销售无处不在、购买随时随地；运用互联网工具进行社交营销、社群营销，培养消费者黏性，提高忠诚度；利用线上线下融合，创新零售业态，发展社区零售网络、农村服务网点，更好地贴近顾客，服务亿万百姓。近两年来，企业积极参与全国工商联组织开展的“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在全国开设了2000家线下农村直营店，设立了300个线上地方特色产品馆，为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打通了渠道，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16:13]
[张近东]:二要规范电子商务，促进智慧零售。电子商务是零售的虚拟渠道，是发展智慧零售的重要技术手段。近年来，电子商务发展迅猛。据不完全统计，电商行业企业和个人商户已超1000万，从业人员接近2400万。但是，电子商务发展目前尚无法可依，存在着假冒伪劣、偷税漏税、投资补贴等不良行为。良好的市场环境是发展智慧零售的重要保障，要尽快出台规范电子商务发展的法律法规，发挥行业协会协同管理作用，加强全渠道动态监管和行业自律，打击取缔制假贩假窝点，建立失信电商企业和个人黑名单，公开商品质检信息，向社会开放查询；要推进线上线下平台承担连带监管责任，前置网络交易管理，减少假冒伪劣滋生土壤；引导电商企业服务实体零售，搭建智慧零售平台，推动零售企业走品牌化发展道路，增强消费信心，释放社会购买力。[16:13]
[张近东]:三要大数据牵引，以智慧零售推动有效供给。供需错配是产能过剩和库存积压的一个重要原因。智慧零售连接制造，直面消费，通过数据牵引，能精准匹配供需关系。近年来，许多企业改革传统零售模式，从“+互联网”到“互联网+”，贯通线上线下，通过大数据挖掘消费规律，反向定义产品设计，同步预售、预测订单，以需求引导生产，让“精准订制”“智能制造”成为现实。大数据已成为各行各业摆脱低端化、同质化竞争的重要手段，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要尽快完善数据采集、交易和安全披露的法律法规，推动大数据产业健康发展。要引导大型零售企业转变经营方式，通过集中采购、买断经营、开发自有品牌等方式，与制造业企业深度融合发展，推动有效供给。[16:15]
[张近东]:各位委员，我国拥有最大的人口规模、最快的消费增速、最多的网购人群，零售市场发展潜力巨大，让我们共同努力，推动智慧零售健康发展，激发新供给、激活新消费，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出更大贡献。[16:15]
[刘晓峰]:请许家印委员发言，蓝逢辉委员准备。[16:15]
[全国政协委员、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党委书记许家印]:我的发言题目是：脱贫攻坚重在精准贵在落实。[16:16]
[许家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全社会要继续关心和帮助贫困人口和有困难的群众，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众，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作为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民营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离不开全社会的帮助与支持。饮水思源，投身脱贫攻坚，让贫困老百姓早日过上小康生活，是我们应尽的社会责任。[16:20]
[许家印]:在全国政协鼓励支持下，恒大集团从2015年12月开始结对帮扶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三年无偿投入30亿元，通过一揽子综合措施，力争到2018年底实现18万贫困人口全部稳定脱贫。一年零三个月来，4600多人的扶贫队伍常驻大方，与当地干部群众展开脱贫会战，103个重点援建项目已全部开工，8.05万人初步脱贫。在帮扶过程中，我们进行了以下探索与实践：[16:20]
[许家印]:一、因地制宜的产业扶贫，是实现永久脱贫的基础。针对能够就地进行产业扶持的贫困群体，我们计划三年建设1000个以合作社形式运营的农牧业产业基地。目前已建设蔬菜、肉牛、中药材和经果林基地284个，引进27家农牧业上下游龙头企业，已为211个专业合作社提供3.1亿元产业扶贫贷款担保。[16:20]
[许家印]:蔬菜产业：已援建22个育苗中心、6万亩大田基地和7800个蔬菜大棚，扶持95个互助合作社带动贫困户发展生产。引进16家上下游龙头企业建设若干个集散中心，借助互联网手段，根据市场需求指导育苗中心生产。蔬菜成熟后，由集散中心到田间地头收购并销往全国各地。这种供产销一体化的扶贫模式，解决了农户“种什么、种多少、怎么种、卖给谁”的根本性问题。帮扶的贫困户户均种植2.5亩，年人均纯收入超过4100元。[16:21]
[许家印]:肉牛产业：已从内蒙古、吉林等牧区调入优质基础母牛5609头，由贫困户全额贷款购买，我们提供全额担保、全额贴息、全额保险，每繁殖成活一头牛犊奖励1000元。这种“买牛不愁钱，养牛没风险，产牛有奖励，卖牛有保障”的一条龙扶贫模式，深受贫困户欢迎。此外，我们从澳大利亚引进3000头种母牛建立大型种牛繁育基地，从加拿大引进9万支优质种牛冻精改良当地土种牛。帮扶的贫困户，户均饲养3头肉牛，年人均纯收入超过4000元。[16:21]
[许家印]:中药材和经果林产业：已建成3.2万亩丹参、天麻等中药材基地，2万亩油用牡丹、皂角等经果林基地。帮扶的贫困户年人均纯收入超过5500元。这种用特色产业带动贫困户入股分红、务工增收的扶贫模式，可以帮助贫困户持续增收、稳定脱贫。[16:22]
[许家印]:二、易地搬迁扶贫必须有产业依托，才能搬得出、稳得住、能脱贫、能致富。结合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建设50个新农村和1个民族风情小镇，新农村给每个贫困户配建两个蔬菜大棚，同时辅以肉牛养殖、乡村旅游等作为“第二产业”。民族风情小镇配建商业街，同时就近配建农牧基地。首批10个新农村已全部入住，第二批40个新农村和1个民族风情小镇将于今年6月30日交付。[16:25]
[许家印]:三、发展教育扶贫，是拔除穷根的关键。我们全方位补足当地教育资源短板，11所小学、13所幼儿园、1所完全中学和1所职业技术学院将于今年6月30日交付，同时设立教育奖励基金奖励优秀教师和贫困家庭优秀学生。[16:25]
[许家印]:四、实施吸纳就业扶贫、创业扶贫和特困群体生活保障扶贫。已吸纳11687人到恒大集团及其战略合作企业就业，年人均收入4.2万元，实现“一人就业、全家脱贫”。设立贫困家庭创业基金，已扶持贫困户10976户。援建的慈善医院、养老院、儿童福利院将于今年6月30日交付，并设立慈善基金资助孤寡老人、困境儿童和贫困家庭。[16:25]
[许家印]:通过实践，我们感到，扶贫工作重在精准，贵在落实。必须瞄准短板，坚持因地制宜、因户施策、因人施策，既要“见效快”，更要“利长远”；必须真抓实干，坚持“输血”与“造血”并举，不仅出资金，更重要的是出人才、出技术、出管理、出思路，工作到村、调查到户，措施到位、扎实推进，这样才能不断夺取脱贫攻坚战新胜利。[16:25]
[刘晓峰]:请蓝逢辉委员发言，徐晓兰委员准备。[16:26]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副会长、尤尼泰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总裁蓝逢辉]:我的发言题目是：营改增运行效果和改进建议。[16:28]
[蓝逢辉]:2016年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以来，营改增成为全社会关注和热议的税收话题。一是营改增全面试点情况怎样、效果如何；二是营改增中企业还面临什么困难和问题、如何改进。[16:28]
[蓝逢辉]:一、营改增运行效果。调研上海、深圳、四川2016年营改增减税情况，分别为：上海700多亿元、深圳300多亿元、四川190多亿元。行业平均税负下降情况：建筑业3%、房地产业7%、金融业13%、生活服务业26%。整体税负由2015年营业税的3.9%下降到2016年增值税的2.6%，下降1.3个百分点。其中，小规模纳税人税负全面下降，是最大受益群体，一般纳税人税负呈下降趋势。总体看，营改增的减税效果明显，达到预期目标。后营改增时期，随着抵扣链条完善、市场规范、制度推进，减税效果将持续释放，总体税负有望继续下降。[16:28]
[蓝逢辉]:二、营改增存在的问题和改进建议。从宏观看，主要是营改增引起阶段性税负不均衡、部分企业税负上升，主要表现为：一是区域税负差异，北、上、广、深创新企业多，服务业发达，受益最大；二是行业税负差异，生活服务业减税幅度最大；三是同业企业税负差异，上下游规范企业抵扣充分、受益较大，但各行业均有少量企业税负增加。税负差异原因：一是企业财务管理、制度建设、抵扣链条的不同缺陷。中国小企业多、个体工商户数量大，票据规范程度不一，规范企业难以从不规范的供应方取得合法抵扣票据。二是与营改增新变化相适应的增值税税制建设需要同步，要进一步简化税率、优化税制。三是部分省区市国税征管力量不足，需要充分发挥税务师等专业服务社会力量。1000多万户企业的征管转移，使国税部门工作量剧增，税务部门异常辛苦。[16:28]
[蓝逢辉]:从微观看，营改增企业也面临一些问题：政府要求开发建设单位直接发放农民工工资，劳务公司受不了；加油站开票难，物流公司受不了；比起征点多收入1分钱，就得全额征税，小微企业受不了；“一带一路”“走出去”企业国外总包项目国内分包，如果资金来自国内，享受税收优惠就出问题了。[16:30]
[蓝逢辉]:为此，提出以下建议：一、简并增值税税率档次：减轻税收遵从和征管难度，简化征管流程，服务纳税人。二、降低税率：针对交通运输业、物流业、现代服务业适度降低增值税税率，合理下调增值税收入规模，进一步提高小微企业增值税起征点，实行超额征税。三、扩大营改增进项抵扣范围：结合行业资产结构、成本要素、经营特点，增加抵扣范围，确保税负公平，开启增值税改革和立法的新思路。[16:30]
[蓝逢辉]:四、改进税务服务：全面开放申报接口，允许群申报，方便纳税人，降低制度性征管成本，节约支出。五、优化发票管理制度：修改发票管理办法，加快推进发票使用二维码、条码管理，延长发票认证和抵扣期限，规范市场秩序，完善抵税链条，防止税收流失。六、配置专业社会服务资源，特别是税务师等专业力量，服务国家税收。[16:30]
[蓝逢辉]:增值税是链条税，税负高低与抵扣是否充分及产业链、经济周期、市场供求、税制改革、涉税服务等相关。营改增改革整体目标效果还未完全呈现，优势发挥需要时间，既要肯定阶段性实施成效，又要正视过程中的问题并加以改进。实践证明，营改增降低了企业税负，减轻了纳税人负担，优化了税收征管，激发了市场活力，优化了资源配置，促进了经济发展。我们深信在中央全面实施营改增及财税改革战略指导下，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呈现给全国企业的，一定是科学规范的消费型增值税制度。[16:32]
[刘晓峰]:请徐晓兰委员发言。[16:32]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科协常委徐晓兰]:我的发言题目是：小小一支笔谱写大文章。[16:32]
[徐晓兰]:曾经，“圆珠笔之问”引发社会舆论广泛热议。今天，圆珠笔再次回归公众视野是因为我国在制笔产业核心技术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16:33]
[徐晓兰]:难免有人会问，我们已在高性能计算机、载人航天、探月工程、量子通讯、载人深潜、高速铁路等领域走在了世界前列，为何却连一只小小的圆珠笔头都造不出来呢？早在2010年，我带着同样的疑惑参加了全国政协组织的“制笔产业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国产化问题”专题调研。当时，我国3000多家制笔企业，年产400多亿支笔，占全球市场80%的份额，为全球人均提供了6支笔。但令人尴尬的是，我国虽是当之无愧的制笔大国，但却长期处于制笔行业价值链低端，制笔的核心技术、关键材料和加工设备高度依赖进口。以圆珠笔为例，90％的笔尖球珠来自进口，80％的墨水也要从日韩等国进口，笔尖球座体的生产设备更是全部从瑞士、日本等国进口。更让人揪心的是，由于不具备生产笔尖球座体所需的易切削不锈钢线材的能力，在钢铁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下，我国每年仍需进口特殊品类的高质量钢材。[16:36]
[徐晓兰]:在全国政协的积极推动下，2011年科技部拨专款5000多万元对圆珠笔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进行攻关。历经5年的不懈努力，已有三项核心技术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一是攻克笔头钢材生产技术。国内企业完全掌握了笔头钢规模化生产关键技术。2016年1—9月份，已成功生产出120吨合格的笔头钢，开始在国内知名笔头加工和制笔企业进行推广应用。二是笔头生产设备取得突破。已成功研制出24工位笔头机，在国内投入应用的同时，还出口马来西亚。三是国产墨水逐步推广应用。中性、水性、中油圆珠笔墨水已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尤其是水性、中油圆珠笔墨水已实现了批量替代进口，并开始出口。[16:36]
[徐晓兰]:接下来，这些成果将在实际应用中不断完善，以实现从“有”到“好”又一次飞跃。这既是制笔行业在自主创新方面迈出的“一小步”，又是科技创新推动我国传统产业升级方面迈出的“一大步”！[16:36]
[徐晓兰]:破解“圆珠笔之问”的成功经验，完全实践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不创新就要落后，创新慢了也要落后”的重要论断。既然我们已经能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探海，在量子领域独领风骚，那还有什么难题是聪明、自信、勤奋、敬业的中国人攻克不了的呢！敢做敢为，一定大有可为！[16:36]
[徐晓兰]:首先，坚持自主创新路，改革发力供给侧。我们要从“汗水型经济”走向“智慧型经济”，就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发挥科技创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引领作用，以科技创新作为改善产品和服务供给、充分释放全社会创新创业潜能的核心动力，做好内需市场这篇大文章。[16:36]
[徐晓兰]:其次，找差距补短板，攻克难关抓落实。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大推动作用，且有一定市场规模支撑的产业技术，国家应根据差距和短板编制重点产业技术攻关目录。财政每年拿出专项资金支持重点产业技术的攻关，并且制定详细的路线图、分工表、时间点，狠抓落实。[16:37]
[徐晓兰]:第三，勇于啃“硬骨头”，敢于用“自家货”。以掌握自主知识产权、形成中国乃至世界标准为目标，发挥社团组织、领军企业在资源整合中的积极作用，既要重视先进技术的自主创新，又要勇于啃基础材料和制造工艺领域的“硬骨头”，更要有敢于在实践中用“自家货”的硬骨气。[16:37]
[徐晓兰]: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在经济新常态下，我们应通过全局统筹，分业施策，自主创新，供给改革等措施，推动量大面广的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全力将我国建设成为“制造强国”！[16:39]
[刘晓峰]:今天下午的大会发言进行完毕，现在休会。[16: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