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印记——看中国发展”资深老记者讲亲历故事之何加正访谈
改革开放即将迎来重大节点，人民网传媒频道特别邀请一批有丰富基层采访经历的资深老记者，回顾亲身经历，为网友讲述改革开放近40年来的真实故事。11月10日上午10:30，原人民网总裁何加正将做客人民网访谈室，敬请关注！
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关注人民网视频访谈。您现在收看的是“改革·印记—看中国发展”老记者访谈第一期。今天作客我们演播室的嘉宾是：人民网原总裁、人民日报高级编辑何加正。何总您好，欢迎您。
你好，各位网友好。我是何加正。非常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交流。谢谢。
何总，我了解到，您是1974年就到人民日报经济部工作，1978年我国就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改革开放之初的80年代，有没有在您采访过程中让您印象深刻的人和事，和我们分享一下。
我先简单做一个介绍。我一开始来人民日报当记者、当编辑，主要是做农村报道，从农村报道后来转到互联网，应该说跨度很大。但是这中间有很多联系。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年轻的人基本上也应该说还是听说过的。从1978年开始，中国农村就开始实行改革，到1984年重点向城市转移，在80年代的前期主要是在农村，当时农村改革风起云涌，我很高兴有幸参与到这样一个大潮中来，成为见证者、报道者，这对我来说感到非常欣慰的。在这当中也做了一些事情。
农村改革，从最早来说，核心是两条，一个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把我们原来的那种大而全的、大而公的体制，变成一个能够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简单来说就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农业生产，这是一个核心的改革。再一个改革，我认为是乡镇企业的风起云涌。所谓乡镇企业，一开始是社体企业，就是由社队来创办的，实际上也就是农民创办的企业，这个企业是中国后来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民营经济大发展、市场化大发展的起源，是从那开始过来的。如果说印象深刻的人和事，这两点对我来说是印象非常深刻的。
我说一件事情，现在年轻人可能很难理解，当时我们确实总体上来说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还是相当低的。我记得最清楚的，改革开放对我们后来的影响是1984年我作为最早的一批人民日报的记者，到美国和日本去考察、去采访，现在看，我们大家可能觉得，中国的高楼大厦、家庭汽车、现代化城市建设，包括一些新农村的建设，已经不足为奇了。80年代，1984年，我们到美国去的时候，当时感到非常吃惊，就是我们差距非常大。今天看到的这些，当时我们都没有。家庭汽车对中国人来说，非常遥远，想都不敢想。出国旅游，从来没有。我们当时是极少数作为新闻记者到美国去采访的，有幸出国的人之一。大多数人是出不了国的。在这个对比当中，我深深感觉到中国改革和开放的必要性。这个印象是很深。后来在很多情况下，在这方面的报道，思路更加明确了，更加坚定了。
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一个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一个是乡镇企业，说到乡镇企业就要说到人，前不久鲁冠球去世了，浙江万向集团的，他是我最早的农民朋友之一，他从一开始修自行车，到后来做苗木，到后来办厂做万向集团，从国内走到国外，最后成了我们企业家的杰出优秀代表人物，他是从一个农民成长起来的。从他的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改革开放给我们中国的农民，乃至中国人，创造了一种自我发展的机会是存在的。中国人不缺那种聪明才干，有这样的人，但是他需要有条件。改革开放给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出现了像鲁冠球这样的杰出的代表人物，这是非常非常深刻的。
我前不久看到马云有一篇悼念鲁冠球的文章，我觉得他说的还是不错的。当我们还不知道什么的时候，鲁冠球已经开始走到国外去了，他始终是走在时代的前列的。我觉得我们如果要评价中国的改革开放，乡镇企业早期的发展，应该是功不可没的。在这一点上有不同看法，但是我始终坚定地认为，他是我们中国后来的市场化发展、经济进一步深入改革的前辈。不应该轻易否定的。
您刚刚也提到了，我国改革开放先从农村开始，您在这么多次采访当中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一些乡村或者是在那的一些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农村改革开放，我去过，基本上在那段时间，包括东部的发达地区，长三角、珠三角，山东、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西北的陕西、中原的河南、河北，这些农村，我都去过。当时农民的那种生产积极性是有目共睹的，粮食产量，以前总是不够吃，后来突然出现卖粮难，大量的粮食卖不出去了，说明通过这样一个改革，农民的积极性确确实实是调动起来了，在这一块我们印象还是很深刻的。当时，农村组做了一系列报道，其中有一个报道就是一日派出三支队伍，一支中部，一支在东部，一支在西部，从早到晚跟着当地的农民，参与到他们生活当中去。我们做了三块版，一块版是东部的，一块版是西部的，一块版是中部的，我和另外一位同志是去的中部，我们到的是河北高阳县的一个村子，那时候条件非常艰苦，住在他们村部的一个办公室，临时搭建的一个铺，早晨从农民上工，一直到最后晚上夜里跟踪做了一整版的报道，从当中我们看到农民生产积极性和热情，对改革开放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后来比如到珠三角、长三角，更多地进行了一些采访，在那个年代，说句实在话，因为我们改革开放还是一个探路的过程，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当中，问题、矛盾非常多，所以我们当时在经济部，我们叫采编合一，我们出去就是记者，回到家里就是编辑，我们更多的工作是编辑工作，编辑工作实际上是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工作，但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
在那个年代里面，农村大量出现的问题，说句实在话，那个时候人们的思想并不是完全统一的，虽然邓小平同志提出不争论，但是事实上还是存在着各种各样不同的想法、观念、做法。在那种情况下，怎么能够引导农村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方向走，这对我们当时的新闻报道来说是负有责任的。我当时更多的做的是编辑工作。我前不久翻了一下当初80年代和90年代的报纸，我发现，虽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稿件，但是，大多数基本上是沿着农村的实际问题在不断地做一些报道，特别是评论、言论。
我在经济部做农村报道的时候，我最多的还是写的社论。那个时候的社论和现在写社论不一样在哪里？题目不是上面布置的，是我们自己根据农村的发展和中央的政策，在这里面发现题目，然后去发社论。社论当时在全国各地，人家是把它当成中央的精神，他认为是中央的精神。确实是中央精神。因为我们这些社论最后要经中央审的，最后才能发的。人民日报当时的社论，是非常有权威性的。前不久我翻了翻我们的旧报纸，我看到很多一版的、头条的、二条的，这些评论，我说这不都是我写的嘛，确实感到很自豪。这些社论的题目，基本上都是农村的一些实际情况，针对这些实际情况和结合中央的精神，我们自己写出来的，最后送到中央去审，中央认为这个社论能够代表他们的声音，他就发表了。所以大量做这样的工作。社论是一方面，评论员、本报评论员，我们当时发的很多，频率很高。我现在数了一下，可能大大小小的评论，在那一段时间之内，有一两百篇。特别还有很多小的言论，看起来很小，基本上都是针对农村的某一个问题，我们发表的意见。这些意见当时在农村引起的反响看起来很小，但是影响很大。为什么？比如说他们有一篇农民来信，农民说最近我们这个地方都在传，生产承包责任制政策要变了，确实当时社会上各种意见都很多，就到了我们这儿，我们就公开给予回答。我一看，我当时写的一篇评论，就回答他们不会变。对于他那封信的回答，实际上广大农村的很多农民都会觉得，中央其实是政策没有变，不会变的。这样整个农村的生产就会稳定。像这样的事情，我们当时做了很多，基本上是改革开放当中不断地发现问题，然后写出我们的报道，写出我们的评论，进行一些引导。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您刚才也提到了在参与过程当中的一些报道体会，一篇有关您的采访中曾说，您认为“一个合格的从事农村报道的记者，可以顺利地从事其他领域报道。反之，从事其他领域报道的人，却较难一下子进入农村报道。”您觉得要成为一名合格的“三农”领域的报道记者，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呢？
我先说一个基本素质。我们人民日报的一些年轻的同志进来到人民日报以后，比如他学新闻的，或者是学其他的文科，进到人民日报来了以后，如果他们分在其他部门或者跑的是其他领域的记者，他会比较快地进入这个角色，写出一些报道来。但是，凡是到农村来的这些年轻人，很难一下子进去。往往总是找不到自己该写的东西是什么，报道的着力点放在哪里。要经过一段时间，甚至比较长的时间，最后他才成为一个记者，比较准确地能够理解农村的报道。特别是优秀的和杰出的一些记者，做农村的报道，他们都经过了这么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后来我回忆了一下，新闻界很多负责人、领导人，差不多一开始都是做农村报道的。现在新华社的社长蔡名照同志，现在到广东当宣传部长的慎海雄，原来是浙江分社做农村报道的，原来新华社的总编辑南振中也是做农村报道的。做农村报道以后，再做其他的一些报道，相对来说进入要容易、快得多。这里面可能和中国的新闻体制是有关系的。我前面说了，我们做农村报道，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反映农村出现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你去写一个报道，其实是和党的大政方针，和农村现实的发展状况是紧密相连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报道一个事实，报道事实相对来说很好办，某某地方出现一个什么情况，我就把这个前因后果写一下就行了。农村的报道，报道这些东西没有太大的意思。农民不会更多地关注这个。农村报道更多的是农村的发展，他的大政方针，和我们整个政策的走向，所有这些是紧密相连的。当你需要做到一个农村报道的时候，如果我们用一种现在所说的，就是报道一个简单的事实，你是很难做到的，其实本身就带有一种对农村问题的深入的研究，在研究的基础上，对事件了解的基础上，最后才有可能产生出报道来。它的难度在这里。而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对发展的农村的现实状况，发展的历史，它的沿革，农村内部的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央对农村的大政方针，农民对大政方针的理解，这一切对农村产生的作用是什么，他需要有一个过程能够了解。当你真正地进入了解了以后，你对中国的国情就了解了，你对中央大政方针就了解了，你对整个宏观的一些大的形势就能把握了。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成为一个杰出的记者。难是难在哪里呢？难在这里。一般做农村报道，我都跟他们年轻人说，我从我的体会就说，确实它有一定的难度，但是你真正进入了以后，你再做其他事情，要容易得多。比如我写社论，我能写社论，说明我对中国农村现实是了解的，我知道它现在出现了什么问题，它需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引导。我知道中央是什么方针政策，大政方针是什么，这个时候我对整个国家的大政方针，对整个国家大的形势，自然而然都能把握住。所以难往往是难在这里。对农村记者来说，他们就要有几条，一个是不能浮躁，因为这些东西不是靠浮躁得来的，需要踏踏实实、扎扎实实地进入到这个领域里面去，研究问题、思考问题。这个对农村报道的记者来说，首要的是这么一个素质。其他的，文字表达，我觉得这些都没有问题。他在这里面，只有真正地深入进去以后，才能够在这里面发现文章的着力点放在哪里，怎么去做报道。农村报道的记者，很辛苦，还要有一点不怕吃苦的精神，要有点献身的精神。如果图享受，就很难做这个报道。农村毕竟和城市不一样，要下去，要跑，有时候很艰苦。我们恰恰是通过这样一些过程，锻炼出我们一些优秀的记者。后来他们都到了各个领域去。做农村报道的最后好多人都做了各个领域，不是他自己要跑，他愿意在这个地方做，单位让他走，这个人他可以做其他事。像原来副主任吴长生，后来到华东分社当社长，后来是香港分社当社长，人民日报国际部主任，他也是做农村报道出来的。我也是做农村报道出来的，最后做互联网。这样的事情是很多的。他认为经过了这么一段时间的锻炼，做其他事情都是很自如的。
您刚刚提到了，做一名合格的农村报道记者，需要沉下来，而且我们也需要有吃苦的精神，正是因为锻炼出来这样的品质，可能更好地应用在我们其他领域当中。您长期从事经济报道领域，广东、福建也是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在这些省份有没有做过一些重大的采访？
这些地方我们采访还是比较多的。当时作为人民日报来说，我们可能关注这样一些地方，他们某些方面起着一种前导的作用，对一些后进的、落后的地区，他们起到示范的作用。所以我们比较关注。但是关注点更多的是乡镇企业这一块，广东、珠三角，顺德、东莞、中山这几家我们都去采访过，当时他们那个地方的乡镇企业，真的是如火如荼地做起来了。我们到他们厂子里面都去看过。当时“三来一补”，就是外来的资金，中国改革开放吸引外资，首先是从乡镇企业，是从珠三角的“三来一补”做起来的。“三来一补”主要是吸引外资进来投资办厂，当时主要是哪里？一个是香港，一个是台湾。我们到他们的一些企业都去采访过，虽然当时的投入不是特别大，但是他们生产的都是我们国内紧缺的物资。他们发展都很快，我们国内市场很大，很紧缺，这是一块。还有一块，“三来一补”是什么？我们替国外加工，加工了以后，这个东西又全部出口到外面去了，我们国家现在这么多的外汇，我觉得源头还是从他那个地方开始做起来的，后来逐步逐步越来越扩大，就吸引外资，最后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再从长三角到沿海的各个省市，开始大量地吸引外资。这些地方，我觉得我们当时是关注的非常多的，报道的也很多。另外就是深圳。深圳从它初创的时候我们就去，最早也就是一座楼，是国贸还是世贸中心，当时一看了不起，这个地方居然盖起一个楼来，这个楼也很漂亮，我们还感到很惊讶，他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后来成了我们的高新技术、高新企业发展的重要的地方。我大概在九几年末期，报社派我去，到深圳，重点就采访他们的高新企业发展。采访了华为、中兴，还有其他的企业，感到非常惊讶。深圳的发展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可能全球很少有像深圳这样从一个小渔村，很快发展成这么一个大城市，它的现代化的高新技术的企业发展，是非常艰难的。后来在人民日报一版发了一篇我们对它的报道。总的来说，这一块我们是非常关注的，报道也比较多。
您不仅参与了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重大经济活动报道，90年代以后，您还曾负责党和国家重大活动以及国家领导人活动报道，在这些重大活动报道中，有没有一些心得可以和网友进行分享的？
90年代的时候我做过中南海的跑口记者，最早确定了人民日报三个人，重点是跑中南海，跟中央领导，当时是常备记者。中央领导有什么事，国家有什么大事，常备记者里谁有空谁就去。进入常备记者名单以后，当时既是经济部的副主任，农村报道这一块还得负责，我们还要上夜班，在这个地方实际上给我额外加了一项工作，不是专职了，再加了一个工作。有时候夜班上完了，他们其他两个人都有事，老何，明天总书记有个什么什么活动，你得去一下。早晨还没睡两个钟头，起来还得去一下。当时应该说比较辛苦。但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记者生涯，我觉得对我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可以接触到中央的一些高层，对我们的大政方针，对我们国家的政治走向，这些问题我们可能会有更深的了解。当时主要是江泽民总书记，一个是在北京的活动，再一个是外地的活动，国外的我们不管，国外是由国际部管，我们主要管国内的。跟他出去过多次。包括他们考察东北的工业，考察农村的，安徽小岗村的农业，考察贵州的贫困，贫困农村、贫困县状况，这些都有幸参与了，还有就是大的活动，十五大、香港回归，我作为常备记者都跟着去采访。还是很辛苦，领导人也很辛苦，我就发现他们工作安排的节奏非常快。我们跟着也是很辛苦。但是，总体上感觉还是很愉快，收获很多。特别是香港回归那一次，后来香港文汇报十周年的时候，还专门采访我，做了一块整版。当时我们人民日报派了一个采访组，香港回归之前我们就到了香港，对各界进行采访。采访过程中，快到香港回归那一天了，七一的时候，报社打电话说让你回来，要跟着领导人的专机过去。因为常备记者。我说我就在这边行不行？他说不行，必须回来。那么我就赶回来，东西都没有放，就到了机场，跟着专机再到香港去。到了香港，所有的活动，从下了飞机，非常非常紧张，整个一夜，我们大概是先到深圳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下午，从深圳到香港的启德机场，下了机场，东西放到宾馆里面去以后，就立即进入会场，进会场以后，一个活动接着一个活动，整整一夜，没有参加的人不知道，活动太多太多了，我们就跟着当时的总书记，一个场转到一个场，一个活动接着一个活动，一直做到天快亮，从前一天中午，在深圳吃了午饭以后，这后面基本上没有喝水、没有吃饭，没有时间吃饭，整个跟着过来。一直到天快亮的时候，说是你们赶快回去收拾行李，跟着专机返回。我说我们报道组还在香港，我能不能留下来？他们说，请示领导。领导说，不行，所有跟着来的人还得回去。这样一直再跟着回去。直到上飞机的时候，我们才吃了一顿饭。整个从第一天到第二天。应该是很辛苦。但是，我觉得还是很高兴。为什么很高兴？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香港回归的时候，所有的过程我都在，都见证了，都参与了，也报道了。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值得的。做这个报道，最重要的，从政治上来说，政治纪律、政治自觉，在这面可能要求更高一点。毕竟跟着领导人，不能自由主义，还是要党性原则，这些还是要坚持的。这对我们做这方面的记者来说也是一个提升。
在您的记者生涯当中，获得过中国新闻奖特别奖和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以及第三届范长江新闻奖，这样一些殊荣的背后，有没有一些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我个人对得奖和荣誉这一块一直不是很在乎，我更在乎的是我能不能做出真正的实实在在的成绩来。我在人民网也是这样子。我就是说，我怎么能够把人民网做好，至于它给我什么荣誉，我都没有考虑。但是恰恰这么一个结果，反而很多荣誉就过来了。后来回过来想想，一个人追求荣誉的时候，往往追求不到，而且有时候容易适得其反。当你不追求这些荣誉，踏踏实实就是立足于做好事，做出成绩来，结果这些荣誉反而就来了。你刚才说的这些一等奖、二等奖、特别奖包括范长江新闻奖，确确实实这些都得到了。当时不当一回事，去领个奖，颁个奖杯，拿回来往那一扔。一直到我退下来以后，我才翻过来看一看，一个大纸箱子，放满了各种各样的证书，还在这个抽屉里这个地方找出一本，那个地方找出一本，到处散落着，一大堆各种各样的荣誉证书。我想想，这些证书怎么出来这么多？确实就是很多。我的感悟是什么？如果年轻人听得进去的话，你踏踏实实干好事情，如果你想得到荣誉的话，踏踏实实干好事情，这些荣誉最终真的会来。
我最早的一篇，大概90年代初，当时新闻奖刚开始评的时候，好象是第一期，得奖的是我的社论，当时一等奖就是我的一篇社论，叫“千万不要忽视农业”。这好象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为什么这个能得这个奖呢？一个是这个社论，上面没有人布置过，是我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因为前面讲到了，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多年困扰我们的粮食短缺问题突然之间解决了，粮食多了，棉花也多了，什么东西都多了，卖不出去，这个时候我们的国家，很多人产生一种错觉，就是农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这样就不关心农村，不关注农村，不关注农业，连续几年下来以后，新的问题出来了，大量的问题出来了。这个时候我做农村报道的，我一直是关注这个，我逐步逐步看到再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中国要出问题。后来我写过一系列的报道，经济发达，首先要农业发达。一系列这样的观点。后来我觉得我们人民日报要发声，这种社会现象和这种趋势下去的话，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可能会有伤害，因为农村问题积累的越来越多，积累到一定的时候就要出问题。历史的经验在那个地方。所以我写了一篇叫“千万不要忽视农业”这样一个社论，这个社论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出来了，影响很大。上上下下都有反应。觉得人民日报这个发的非常及时。很多人也都看到了这个趋势，看到中国农村大量的问题又出来了，没有人去解决它，当我们这个社论出来的时候，影响很大。报上去，一开始我也没说要报上去，说这篇报上去吧，报上去以后就得了一个一等奖。这里要感谢我们当时的社长邵华泽，我记得原来的标题不叫“千万不要忽视农业”，这个题目好象是他给我改的，改了以后特别鲜明、明确，更能打动人，把我这篇社论一下子就提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上来，得了一等奖。
范长江新闻奖也是，我是第三届得奖。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候三年评一次，一次评十个人，评到我的人，第三届，当时一共29个人，因为第二届评了9个，没评满，我是第三届，就获得了范长江新闻奖。这里面也有点小故事。当时范长江新闻奖，我对这个获奖，我真的不是特别重视，我就马马虎虎的，后来晚上我们参加评选的一个报社领导，我一直记得，他给我打电话，他说老何，这个范长江新闻奖和其他的奖项是不一样的，你还是要重视一点。他跟我这么一说，我想是不是真的该重视一下？他让报材料，我马马虎虎地写了一个东西，后来重新写，结果后来一评真把我评上了。我自己没有特别地去苛求它，当然评上了还是很高兴的，毕竟给你一个荣誉，说明是对你的工作的充分的肯定。当时年纪还不大，我觉得还是挺高兴的，获得这个荣誉。
在人民网最后一年，我还得了全国劳动模范，当时机关单位是全国先进工作者，这个最后也是给我了这么一个荣誉。我报新闻奖的时候，一等奖、二等奖，老得奖。后来有一个人说，老何你别得奖了，以后别报了，那我就不报了，如果再报，可能还得奖。他们当时就说，大家赶快报啊，马上要评新闻奖了，一报，他就报上去了，没办法，初选，选上去了，后来我就不报了。
这些荣誉背后我们也能看出来更多的是一些好作品在支撑着。
在于你自己的努力。我的获奖作品，绝大多数是评论，评论还是有一定的分量，包括我们评职称，编辑部评职称，对评论这一块是很看重的，有些人除非你有很多重大的报道，这个评论占的分量比较多。我在经济部当了领导以后，我对年轻人非常重视这一点，我就培养他们评论写作，因为它是你一个综合水平的体现。你把评论这个关过了以后，这个人是一个好记者肯定是没问题的。当时我当经济部负责人的时候，我是很重视这一点。
您在人民日报经济部工作了26年，2000年进入人民网工作，从报纸到网络，从资深报人到网络新手，这样一个全新的转变，当时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一开始也不是我的意愿，是报社编委会、报社领导觉得当时的网络版需要一个负责人，一开始还准备和海外版合并，我有些不是很清楚。这样他们就让我去。社长他们都是让我去。让我去的时候，其中我当时就犹豫。互联网出现的时候，我是比较早的一个网民，应该是1995年底、1996年初，中国的互联网刚刚起来的时候，我已经是网民了。我就在网上东看西看，我觉得这个东西太神奇了，非常适合我这种好奇心比较强的人。互联网确实这个事情挺好玩，未来肯定有发展前途。但是没想到让我来做，从来没想过。后来找到我了，找到我的时候，我就犹豫了。为什么我不想来呢？我在经济部26年，我的上上下下的关系，我在这个地方建立的各种基础，包括人脉关系，我和我的同事的关系，非常好。我说这个环境是非常好的，假如我要离开，我就舍不得走。后来我们总编室的一位副主任，他来动员我，他说老何，你在经济部，你想想你什么奖都得了，什么荣誉都有了，你还想要什么啊。他说你不如再去开创一番新事业，可能对你更适合。后来我想想他说的也对。这样的情况下，后来我说那就去吧。中间还反悔了一次，想来想去，还是不想去，跟社长写了一封信，我说我还是不想去。社长不高兴了，好不容易选了让你去，你答应了，现在又想反悔，他马上把我叫过去，就有意见了。我一看，我又不能让领导太为难。那行，那我去吧。在这种情况下来的。
来了以后，我还是有信心的。因为我觉得我有新闻的底子，有我前期做农村报道的、写社论的，跟着中央领导的做重大时政报道的，这一系列的新闻经历，我觉得我能够把互联网这一块做好。一来了以后，我就开始琢磨怎么能够把人民网做上去。首先是从我仅仅对新闻这一块的知识，技术这一块还有很多管理，一系列的，怎么去学习，慢慢慢慢地要学习它。人民网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过渡还是比较自然的，没有出现中间根本没有办法适应的情况。我自己有一个什么特点呢？任何岗位，如果我一旦选定了，我要做的话，一定要尽我的全力，怎么样做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出来。这是我给自己定的一个规矩、决心，我在所有岗位都是这样子，我一定要把它做出来。我觉得人只要有这样的决心，你可以不懂，可以学，你不会可以学，但是，关键就是你能不能有这样的一个决心和你的意志力，去从事这样一项事业。只要你有，我认为一般都是可以做到的。这个过渡，从编辑部，做农村报道、新闻报道、时政报道，转到互联网来，总体上感觉还是比较自然的事情。我没有出现过更多的大起大落的，自己干不下去这样一种情况，还是顺利的。还是挺欣慰。
您在人民网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为今后人民网做大做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您怎样评价自己在人民网这十年？
后来我退下来以后，我们报社车队的一位领导人的司机跟我开玩笑说，何总，你后悔吧，你要不到人民网，他那意思就是你可能还会有机会。我跟他说，我不后悔，为什么不后悔？当时我给人民网定的定位就是，它是信息化时代、互联网时代、数字化时代人民日报最前沿的一个发展事业。我想我承担的是这么一件事情，是一个开拓的事情，是适应新时代人民日报向新的领域发展的这样一个领头人的角色。我做了，我做好了，大家也是认可，社会是认可的，我的品牌，我什么都做出来了。我为人民日报开创了这么一项新的事业，官没当大，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我觉得我开创了这项事业，我是不会后悔的。我觉得我很值得，这十年对我来说是非常值得的。所以我在后来别人问我的时候，我最珍惜的还是最后这十年，因为这十年真正倾注了我的全部心血，我家里人也都知道，原来我在经济部的时候，我家里有些事情还能照顾到，她说你自从到了人民网以后，什么事都指望不上你了，我确实把我的全部的精力都献给了人民网。我一直在考虑，怎么能够让人民网在我手里做大做强。一开始没有品牌，我们那个时候也有广告人员，不多。回来跟我诉苦，他们叫我何主任，当时是网络中心主任。何主任，我们广告实在没有办法做，我们一提人民网，人家说，人民网是什么啊？不知道。有的人说，我知道你们人民网，我们不到你们那儿做广告。你没有品牌，不管你是人民日报的还是不是人民日报的，如果你这个平台没有品牌效应，没有权威性，人家不会理你的。我来了以后第二年，我出差，我都没有办法去跟别人讲，我说我是网络中心，有人就问了，网络中心是干什么的，是不是架线的。我说人民网，人家说人民网是什么东西？没有人知道。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的人出去都要讲人民日报人民网，人家才会下一步再问，因为前面有一个人民日报。当时我就暗暗下了一个决心，什么决心？我一定要把人民网领出去，领到什么程度？到任何一个地方，在中国，我讲我们是人民网的，人家说，人民网的，了不起。我说我要做到这一点。我把我的精力就朝这个方面去做。做的时候，有很多很多事情。涉及到我原来没有涉及到的，除了新闻这一块是我专长以外，其他的，管理，我在经济部的时候，管理的人不多，没有太多的管理的事情，这不一样了，除了新闻以外，涉及到的有技术、市场推广、内部员工的，各种各样的身份，一系列的问题。天天脑子里一件事一件事考虑，早上很早就醒了，醒了就想这一天人民网有多少多少事情。到了人民网坐下来以后，这些事情一个一个地要解决，一个会接着一个会，讨论、研究，很多事情当时我也不是很熟悉，就反复考虑，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一样一样地做。我到了人民网以后，当时是网络版，我就连续改了三次版，都没有达到我的要求。最后怎么回事，改来改去还是达不到要求，技术很差劲，这个平台也很差劲，跟人家比，落差很大。就下决心要干这个事情，一定要把我们平台建好，技术变好。后来进行了一个长达一年多的改版，一直到现在后来的人民网的流程，还是当时我那个时候做出来的。后来的架构是当时做出来的。这些做完了，技术问题解决以后，然后就是内部机构改革，怎么能够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所以，竞聘上岗，一系列的工作，人事制度改革，原来事业编制、社聘的、网聘的，各种身份不一样，身份不一样，内部就有矛盾。为什么我要多干事，钱没有你多，影响大家积极性。所以我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改到最后，大家都一个身份，事业编制挂起来，挂到人民日报的人事那儿去，大家都是一样的。后来国家人事部来调研的时候，我听他们说，你们在新闻单位里面做的最彻底，所有的中层干部，某一天宣布，你们都不算数了，我跟他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原来你们坐在这个椅子上，每人都有一个岗位，都是中层，现在让你们全部出去，出去以后你们都不是领导人负责人了，我把椅子重新摆，摆完以后所有的椅子岗位，竞聘上岗，大家报名。报了名以后，我们请人事局的，请外面专家一起来评，三个人竞聘的、五个人竞聘的，最后打分，竞聘非常彻底。一开始我还怕有人去告状什么的，我还跟领导人打招呼，我说我在人民网必须进行改革，如果有人来告状，你们谅解一点。有人最后没去竞聘上，但是到最后，没有告状的，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为什么没有发生？我说一个人要坚持公平、公开、公正，一切为了事业的发展，你没法告。我没有任何私心，不是哪个人是我的人，都没有，所有人我一视同仁，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网的发展，你能不能把这个角色承担起来，就看你自己。最后大家很好，一直到后来，最后的时候，到我走的时候，他们基本还是沿袭着当时的，现在当然多了一些，大的框架还是改革以后定下来的这么一个大的框架。以及很多基础性的工作，我是很重视的。
我自己不能做经营，我是作为老总，我必须全面。我想来想去，怎么能够把我们的经营这一块做上去，首先一条就是把我的权威性做上去，把我们品牌要做上去。我把我的力量放在哪里？就放在这个地方。把我的品牌做上去。很多事情都是我们第一个做起来的，朝阳区路边的广告，我们人民网第一个做的。在新闻网站里面，我们好多都是第一。人民大会堂，我自己在里面建了一个直播间，我们也是第一家进去的。后来那个大屏幕。目的是什么？就是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要把人民网权威性做上去。我跟宋丽云，她竞聘上来，做市场部主任，我就跟她说，你们要整天把人民网几个字到处晃，你虽然不知道人民网干什么，但是有人民网三个字，然后要通过各种各样大的活动，把我们人民网品牌推上去，要做上去。要尽一切努力，进大会堂那个大屏幕，都是我自己、小宋，我们自己去看，当时没有钱，不像现在有钱，那时候没有钱，尽可能地跟人家讲，我们能不能到大会堂去，也是对你产品的展示，你就不要钱了，借给我们，最后人家多多少少要一点点，三万块钱，我说行，就三万吧，借过来，放在那个地方，让人家一看，人民网在人民大会堂，那么多两会代表、委员，就认识你了。做到这一条，你们经营的人去做吧。再跟他们去谈的时候，后来就不一样了，到两会的时候，我们当时广告谈的很好，人家都来了，为什么？你们有权威性，有影响力，你们来访谈的都是一些高层人士，这样人民网后面才能经营起来，我不会直接做经营，但是我做的这些事情，目的就是为你作为互联网，作为公司，一定要做经营，要有收入，你要想发展，你自己必须有收入，收入的前提是什么？作为我是第一把手，就做我们的品牌，做我的权威性，新闻的权威性，所有的人，我们就是要把这个权威性强调起来，很多时候新闻怎么做成权威性，培训，我跟他们人事当时说的，很多活动参加不了，但是所有的员工培训我都参加，基本上都参加，为什么？我重视基础性的工作，我要把人培训好，有了这支队伍，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这支队伍都不行，肯定办不了。你说你权威性，我说人民网要在权威性、大众化的结合点上找突破，怎么突破？要去引导他，当大家都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人民网权威性就上去了。这些基础性的工作做了。
再有就是上市。2012年正式上市，这个工作，我没跟人民网任何人讲过，我从2003年、2004年搞改革的时候，我就是冲着上市来的。那时候人民网的收入很低，我公开说出去，没有一个人能够同意的。有一次会上我简单说了句，我说等到我们人民网收入到一个亿，我话没说完，大家哄就笑起来了，为什么？那时候才几百万，觉得一个亿是非常非常遥远的事情，但是在我心里是有目标的，我是要把人民网做上市，我当时改革的时候，我跟财务其他的人都在讲，我说我们的财务，要按照上市公司的要求和标准来建立，我们这些都是按照上市公司的要求来做，我没有跟他们讲我要上市，但是我心里是有这个目标的。2006年，王晨，现在政治局委员，他是我们社长，我就跟他说了，2006年我就跟他提出来，我要把人民网做上市，这是我唯一的对外讲的心里话。他没有反对。但是后来因为各种原因，中央政策的原因，一直到2009年。2009年终于中央同意我们转企改制的时候，我从10月份开始，中介进来了，开始做我上市的事情，一直做到半年多一点，天天下午五点钟一个会，研究上市的所有的这些事情，遇到什么问题，一件一件地解决。每天下午五点在我办公室开会，我就是要上市。为什么要上市？到今天有人可能有不同看法，人民网如果不上市，可能不会这样。上市的意义，我这个地方不展开说，其实是非常大的。对于互联网来说，上市不上市，影响是非常不一样的。上市，我们的品牌效应，我们后来的资金，资金只是其中之一，反过来给我们造成的压力，它会成为我们的动力，非常非常重要的。上市这一块，我始终认为，我们的方向没有错，做的还是对的。后来因为我退了，他们接着做了后期的一些事情，一直到最后上市。应该说还是非常成功的。
我在人民网这十年取得的成绩是感到很自豪的。我没有后悔做了这件事情，非常珍惜这十年。我认为这十年对我人生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取得的成果也是我很满意的。我退下来以后，他们在网上发了一个我的讲话，我收到了将近400条短信、跟帖和各种各样的来信，我现在还保存着，都是普通员工发给我的，我看了以后，我真的止不住地流下了很多热泪，为什么？我真没想到员工对我是这样的，后来一位老同志看了以后，他说你在这个年代，得到这么多年轻人的拥戴，真不容易。一般很多人走的时候，人家巴不得你走呢。走的时候，至今我看了以后，有的说，我们真没想到，我们看到你，止不住热泪盈眶，有的说我们当时就哭了。我看了以后真的很感动。说明没有白干。我没有在人民网白干，得到大家的认可，这是我最大的安慰。至于其他荣誉都不值一提。得到员工这么多的认可，这是我最大的安慰。
作为一名资深的新闻人和一名网络工作者，您觉得改革开放对于我们传媒业，特别是包括现在互联网在内的新媒体行业，您觉得它的意义何在？
改革开放对于我们每一个领域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媒体在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赢得了市场，赢得了我们自己很多发展的机会。人民日报也好，人民网也好，其实是伴随着改革开放这样一个脚步在不断地前进发展的。我这十年，我觉得我感觉还是很成功的。它的成功实际上和改革开放是紧密相连的。有些东西得益于什么？如果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觉得得益于我早期，前面26年经济报道，这个经济报道里面，因为我的思想、我的思路、我的想法，是跟现实的改革开放的发展基本上在同步的，从这个过程当中，我通过我的报道，通过我的评论、言论，大量地吸收了这样新的知识。为什么我到人民网能够比较平稳地过渡，前期的经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改革开放的历程，这个东西对我影响很大。后来我在人民网，我觉得我基本上还是沿着改革开放这样一个思路在做这件事情。我不保守，基本上是紧随着时代的脉搏，推动人民网往前走。某些方面，我觉得我还是有点超前的。我不是落在后头。这个想不通，那个想不通，你想不通就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有些事情我觉得我还是比较超前的。我认为我的把握能力比较好，度把握得好。我超前了，我也不会犯错误。为什么？这么多年我积累下来的，国际国内大环境，政治环境，各种环境，我是了如指掌。我不会做出这样一个事情来。我既要往前推，要有改革精神，要大胆，要超前，同时，我又不会犯错误。后来其他新闻单位有人说，老何，我关注了你们人民网，我觉得，开始我不知道是你在那个地方，我说人民网做的这个度把握得真是很好，原来是你在那做的。我说是啊，我就是要把这个度把握好，你不把握好这个度，你就容易出问题。人民网一定要平稳发展。当时我还跟我们社长说，人民网，一个，我是掌舵的，领航向，我要保证航向正确。第二，我要保平安，我在人民网里面不能出问题，出了任何问题，对我们都是颠覆性的。第三，内部还得搞点平衡，我当时跟领导说的，我要把这个关系平衡了，这样内部才能和谐发展。我一直是朝着这样一个方向在努力。
改革开放，我认为没有改革开放可能也会发展，但是，不会像今天这样一个局面。人民网的发展，应该还是得益于改革开放，市场空间，这一切，包括上市，都跟改革开放紧密相连。新媒体要更重视这一块，重视市场，要有一些超前的意识，要有一些国际的眼光，同时，还要有一个宽广的胸怀，要做新媒体，最后才能真正把它做好。
明年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您的新闻生涯陪伴和记录着我国改革开放重要历程，您如何评价这四十年呢？
这次召开的十九大，大家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在学习和理解当中。改革开放和我们前期是一脉相承的。现在最简单的，大家熟知的，一个是我们30年站起来，30年富起来，还有30年要强起来。比较能够代表我们这些年一步步走过来的。前30年，确确实实就是站起来了，本来是一个非常贫瘠，被欺凌的国家，一盘散沙的国家，最后我们成了一个整体，中国人民不会受到外部势力任何的欺压，我们是独立自主地在发展我们自己经济，但是说句实在话，还是很穷。改革开放这些年，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把我们国家真正的富起来了，我前面说的，我1984年到美国去的时候，当时还很年轻，很惊讶，看到美国完全跟我们不是同一个世界的景象。一下飞机，晚上，飞机快要降落的时候，看到宽阔的大街上，一边小汽车，亮着灯，这边是尾灯，一片红，这边是一片白。白天这个机场一看下面停的车，没有边，全是车。这个东西，我们将来会这样吗？想都不敢想象。高楼大厦，当时中国最高楼是什么？一开始只有24层，就是上海的国际饭店，外国人建的，南京路一个国际饭店，就是中国代表性的一个高建筑。我去的时候，那时已经有高建筑了，是南京30层的楼。仅此而已。从外表上看，这是中国。差距是太大太大了。我们什么东西都是新鲜的，今天我们再去看看，有的人说，宾馆也不如中国，高速公路也不如中国，高铁也没有中国这么好，还没有。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个时候出一趟国，我们出一趟国，多少人羡慕啊，谁都出不去啊。你有钱，一个是大家都没钱，再一个，你有钱也出不去，要层层审批。现在每年多少人在往国外跑，如果说没有改革开放这样一个过程，富起来的过程，我们中国还是停留在原来的基础上，我觉得那是难以想象的。这40年，我觉得确确实实给我们国家，给我们人民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也在扶贫，还是有贫困。但是习近平总书记大量的精力，特别重视扶贫工作，我相信再经过几年努力，我们贫困这一块可以很好地解决。但是也不等于说绝对贫困就没有了，多多少少还有一些，整体上13亿人富裕了，下面就是真正强起来。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过程当中，当它前进的时候，说没有一定问题，不存在问题，不会的。这30年里面，我们也积累了很多问题，因为你做的太快，太快发展的时候，必然要积累很多问题，顾不上解决的问题，老问题，产生一些新的问题。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同志上来以后，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地能够把力量集中到解决改革开放这么些年积累下来的没有能够解决的问题，他给解决了，这样把我们的航向进一步地拨正了，把我们中国未来发展的航向，包括我们党的建设，党的航向，共产党的航向，都拨正了。
改革开放40年来，应该是功不可没。但是随之出现的问题也要高度重视，解决，最大的就是腐败问题。伴随着经济发展的腐败问题，中央那么高度重视，我觉得只要把这些问题解决，只要我们看到这些问题，能够有决心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应该对未来也充满信心。
今天非常感谢何总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分享您的故事，也让我们更好地看到了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感谢各位网友的关注，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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